我于1964年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，与袁运甫相识。我们同系共事，相处融洽，迄今四十年矣。
工艺美院有一股暗流，就是怕学生爱上绘画便影响工艺专业。我教绘画基础课，作为打工任务是无妨的，但观念上，认为造型根基不深厚便提不高设计能力。因此，绘画教师与设计教师间隔有一层膜，彼此看对方不清晰。而袁运甫，他作为专业教师，却强调绘画基础。他热爱绘画，自己绘画功底厚，素描、水粉、油彩，十八般武器件件熟练，这便是我与他之间的纽带，是我们从友谊到相知的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。
惺惺相惜，我们更深一层的彼此理解是在“文革”下放农村时。在李村，我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沉浸于偷偷作画的苦乐中。我无奈中利用了粪筐作画架，第二个背起粪筐的便是袁运甫。我们二人无愧是粪筐画派之首。写生本身是一种战斗，没有这种基本的战斗经历的人要上艺术战场，难以想象。我和袁运甫是在长期写生战斗中培养的战斗友谊，我们仿佛是走过了艺术长征的老战友。我们经历过的战役从上海、苏州、吴县、黄山、武汉、三峡、白帝城、万县、重庆，一直到浙江温岑及胶东的许多渔村。我们画过同一个对象，或各画不同的对象，在作品与被写生的对象的差异间，彼此比较，便更深入理解了各人的着眼点与不同情思。这种令人陶醉的艺术生涯孕育了我们的人生气质和艺术素质，我们对此永远怀念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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